[2]这一总目标的设计为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性重大课题。
但是，在常人的观念中，符号实乃抽象的指称。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断案的过程中，应该具备一种来回于法律与具体事实间移动的眼光。
他认为，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正如哈特所说，即使我们使用以言辞构成的一般化规则，在特定的具体个案中，该等规则所要求之行为类型仍旧可能是不确定的。我们在对隐在的法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若能结合活法的知识来源，也许会收到特别的效果。质言之，法律者捉摸具体的语言产品，且寻找对应其他文本之物。毋庸置疑的是，语言是法律的表述工具，英国最著名的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说过：世界上大多数的争论都起于语词。
它还产生了另外两种向其提供了框架的话语形式：在这个语言层次上面，存在着评论，评论重述了在新的话语中被给定的符号，而在这个语言层次下面，则存在着文本，评论假定了文本的首要性。不过法律仍然是正确的，因为过错并不在法律之中，也不在立法者中，而在事物的本性之中，行为的质料就是错误的直接根源，就是对法律所规定的原则出现了例外。[8]对于弄脏了水源，我的理解就是破坏了司法和法律的公正，也摧毁了司法和法律的公信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1982年《宪法》是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法治强国。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宣布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套制度体系，从治理主体角度，包括有关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民及其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政协、社会组织等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的制度。
菲尼斯认为，法治是这样一种良好的状态：法律规则是面向未来的而非追溯的。国家治理是不是善治，关键看治理的目的、机制、方式、方法。形式主义法治又分为两类：一是形式合法性的法治。规则是一个统合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规则、政策规则、显规则、潜规则、硬规则、软规则等。
3.从法律大国转型升级为法治强国 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3部、行政法规721部、地方性法规9200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将这种政治主张阐述为系统理论，还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不能因为当事人保存证据的意识和取证能力不强、交不起诉讼费用、请不起律师等原因而导致打官司难、胜诉难、胜诉之后执行难。
法治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包括：从法治国家转型升级为法治中国，从法律之治转型升级为良法善治，从法律大国转型升级为法治强国。2.从法律之治转型升级为良法善治 这是法治现代化的实质所在，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为本是根植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超越传统中华文明、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和国家治理理论。不仅致力于国内法治建设，还要面向世界，推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法治化，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十分明确地提出建设法治强国，实施法治强国战略。1988年《宪法修正案》公布实施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深化，与之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推开。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全社会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法治国家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建设法治国家的着力点是在政治层面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特别是把国家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监督权力等）纳入法治范围，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最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通过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实施机制，形成科学完备、法治为基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并不断提高运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权利公平包括三重意义：一是权利主体平等，排除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民族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公民皆为权利主体，谁都不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
国家治理制度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定型化、精细化，把国家治理制度的分子结构精细化为原子结构，从而增强其执行力和运行力。法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
特别是明确地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增强了人权的神圣性，也明确了政府保障人权的宪法责任。如果不允许土地使用权合法转让，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企业的开办及在本地生产经营都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但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出现倒退。
充满活力也意味着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被充分调动起来，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第三，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责任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总目标。我国学者借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当今社会是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形成的三足鼎立的观点，将国家治理体系划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制度法制化的路径一般是：党和政府先是以党内法规和政策形式宣示、确认其治国理念、治国道路、治国路线、治国经验等，待这些党内法规和政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进一步成熟后，再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律，由宪法或法律加以确认、完善和定型。[21] 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社会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紧迫任务和时代课题。
[29]胡建淼：《走向法治强国》，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由一整套制度构成，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制度体系。
治理是管理的升级版，它保留了管理的许多要素，同时超越了管理的局限，承载着比管理更多更复杂的职能，更能够有效应对国家治理中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感受最深刻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等现象依然突出，法律运行与操作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甚至严重失调。
法治中国的内涵比法治国家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具中国特色。秩序的存在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最基础、最根本的条件，所以，国家治理首先要建立和维护秩序。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干扰和干涉，以权压法、权大于法、迫使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违法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高速公路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尤为突出。从治理评价角度，包括有关国家治理方式、过程和效能的评价制度。
法治强国是强国之梦的组成部分。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进一步部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任务。
不仅要搞好国家法治，还要搞好地方法治、行业法治，促进国家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协调发展。[17]《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2期。
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我国应力争真正拥有与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相当的话语权、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从这种意义上说，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就是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